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創(chuàng)立了紅色政權的理論，但不等于就形成了完備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這其中所形成的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

    1.井岡山時期在“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基礎上創(chuàng)立的關于紅色政權的理論，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萌芽階段。

    這一階段理論形成的標志是毛澤東所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的問世。

    2.中央蘇區(qū)時期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更廣闊的領域得到發(fā)展，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階段。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批評了黨內林彪等人“沒有用這些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qū)域的建立和發(fā)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這樣，就提出了一個與“城市中心論”相反的結論，即在農村建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紅色區(qū)域，促進全國高潮的到來，最后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1931年秋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成功嘗試，就是新中國的雛形。這一階段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形成的標志，就是毛澤東所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發(fā)表。

    3.1936年以后的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成熟發(fā)展階段。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系統地總結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規(guī)律和經驗，深刻地論述了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戰(zhàn)略地位。他提出：“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qū)域的兇惡敵人，借以在長期戰(zhàn)斗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泵珴蓶|還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不能像俄國革命那樣，“先占城市后取鄉(xiāng)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的這一道路理論的成熟、發(fā)展的標志，則是毛澤東所著《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1936年12月）和《戰(zhàn)爭和戰(zhàn)略問題》（1938年11月）兩篇著作的發(fā)表。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理論有了一個完備的表述：“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xiāng)村，在鄉(xiāng)村聚集力量，用鄉(xiāng)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br />
    從上述三個歷史階段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紅色政權理論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是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的，屬于兩個不同的理論概念，既不能混同起來，又不能割裂開來。

    二者的聯系在于：

    （1）實現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首先必須經過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小塊紅色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小塊紅色政權，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前提和基礎，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則是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小塊紅色政權的最終目的與歸宿。

    （2）“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即紅色政權理論，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基本內涵是一致的，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結合體、總概念。

    （3）紅色政權理論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都是黨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創(chuàng)造出來，并不斷加以深化、發(fā)展而日臻完善的，前者是基石，后者是大廈。

    二者的區(qū)別在于：

    （1）紅色政權理論主要是回答中國紅色政權存在的和發(fā)展的條件問題，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則是回答中國革命的根本途徑問題。

    （2）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是“以鄉(xiāng)村為中心”的，這一思想是毛澤東1930年1月在閩西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的。而紅色政權的理論形成在井岡山，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全黨應把工作中心放在鄉(xiāng)村的思想”。

    （3）“工農武裝割據”、小塊紅色政權是個地域性的概念，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則是一個全國性的概念，前者是局部，后者是全局。